屠基达回忆录：自行设计初教-6飞机的内幕故事
09-03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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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设计初教6飞机
设计出初教6，是一件特殊的经历，必须单独说。
1980年，我意外地接到320厂的同志托人带给我因“初教6”获得国家质量金奖而分给我的奖金和纪念品，礼轻情谊重，真使我心情十分激动。已经20多年了，那一段共同奋斗的经历，竟是如此令人难忘！
初教6开始设计时叫“初教1”，代号102，以后称“红专502”，定型投产时命名为初教6。
1958年我曾写过一份研制总结，留的底稿在十年浩劫中，连同一些其他资料，被我亲手烧掉了。设计初教6的主角之一——林家骅同志，1960年已调出航空工业。老一辈的徐舜寿、黄志千同志早作古人。开始的设计工作涉及两个厂的同志，人员已是散处各地了，前后又有两个阶段，我有责任对它的历史结合部追记一笔，尽管时间已久，我也有些记不准了。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1957年第四季度，112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已一年了。第一架我国自行设计的两侧进气喷气式歼击机教练机歼教1，正式完成了打样阶段并进入工作图设计的时候，四局给设计室下达了第二个设计任务，设计一架前三点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
我们国家当时正在生产的初级教练机是仿苏的雅克-18，它是后三点的，适应不了飞行员要飞的各种前三点飞机的要求。另外，雅克-18那种钢骨架承力，外罩蒙布的结构也显得落后。电台要改用国产的超短波电台，雅克-18的电功率不够，体积也放不下……在雅克-18上改型，还不如自己设计一架新飞机好。
室里把这架新机的总体方案设计任务，交给了才从320厂设计科副科长岗位上调来总体组的林家骅同志。当时设计室里集中了不少原来曾担任过科一级领导工作的技术人员任设计员，大家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在技术工作上作贡献。不计较地位，已成为一种很好的风气。320厂自1954年仿制雅克-18成功以来，一直在批生产，所以林家骅同志对它是很熟悉的。自行研制初级教练机，是我国走独立自主道路最起码的一步，而且当时印度已有自己的初教机，所以，从室里来讲，决心就更大了。
初教6三面图（资料图）
1958年初，总体方案随着1∶1木质样机和吹风试验顺利完成以后，逐步定了下来。为了改善飞机前方的视界，去掉雅克-18难看的机头，选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道里斯-B发动机和配套的螺旋桨。它是气冷式V形排列的气缸，因此机头扁平，前视界很好，外形比较美观。
1958年春节，歼教1图纸发出，模线工作开始以后，室里就决定抽一部分同志搞初教6的打样，徐舜寿同志通知我和林家骅同志任主管设计师。面对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新飞机设计任务，大家是很高兴的。
初教6的机体被定为全金属的薄蒙皮半硬壳结构，飞机外形粗看和雅克-18差不多，实际机身、机尾翼以及前三点起落架都没有原准机。对我们这支新队伍来说，减轻结构重量成为设计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的口号，实际工作中也做到了精打细算。全机打样设计和木质样机审查，到5月份就已完成。由于112厂当时正处在歼教1的试制高潮中，而且将来也有个批生产定点的问题，因此，四局决定初教6改在320厂试制，由飞机设计室的同志带着方案和打样图到320厂和该厂的同志一起搞工作图设计，然后在320厂投入试制。室里就指定我和林家骅同志带队，28人马上到南昌去。临行前，四局副局长徐昌裕同志正好来112厂检查工作，他找到我，专门做了交代。特别叮嘱说，这次去，不仅是共同合作把初教6搞出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带出一支队伍来。自行设计飞机只靠112厂一个点是不够的，这次设计室的人去，好比过去解放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要帮320厂也建起设计室来。徐副局长的一席话，使我感到此行不仅要搞出飞机，而且要带好作风，责任真大呀！好在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什么左顾右盼的后顾之忧，我们一行很快就带了全套打样资料坐火车出发了，1958年6月初到达320厂。厂的领导很重视，总工程师冯安国同志，副总工程师冯旭同志都经常来看我们，设计科长高镇宁等同志更是全力以赴（就在初教6设计过程中，320厂设计科改组成轻型飞机设计室，高镇宁同志任主任）。
6、7、8三个月，正是南昌这个火盆天气考验人的季节。工作一开始，首先是组织交底工作。1954年雅克-18试制成功搞全机静力试验的时候，我代表122厂来过设计科，所以有些同志我有点熟，加上科里（或者说全厂）群众发动工作做得很好，大家都一心为工作，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工作一下子热气腾腾地展开了。我们去的人分别插入到各专业中去，介绍打样工作的细节。我们去的人中，越沛霖、吴铁民、陈一坚、林梦鹤、李文龙、吴正勇、谢顺龙、张定一等同志分别主管强度、重量、机身、机翼、起落架、液压的动力和特设等，设计队伍一下子扩大成90多人。这支年轻的设计队伍中都是二十多岁的人，恐怕只有我满了30岁。因为要扶植320厂建新设计室，虽然沈阳来的人技术上都比较强，但决定从主管到组长都当副职。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为了优待沈阳来的同志，我们全体都被安排在320厂的干部食堂吃饭，那时厂里不少干部自己家里是不做饭吃的，食堂吃得很好。另外，为了让我们体验生活，大家一起坐了一次安-2飞机。飞机飞得不稳，赵智明等几位同志在飞机上呕吐了。此外对我还特别优待，由汪珊孝同志把我带到试飞站，坐了一次雅克-18，当时是允许非空勤人员压后舱的，背了伞包上飞机。实际上我连怎么开伞也不知道，只是当坐垫而已，我的个子高，坐直了头都顶着舱盖。
组织好队伍后，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全套设计图纸就设计出来了。这期间，厂办公大楼三楼的设计室办公室，晚上从来没有熄过灯，房门从来没有上过锁。大家一起夜以继日地干，风扇吹的风都是热风，尤其白天，真是挥汗如雨。当时，在厂的安东诺夫设计局总设计师代表斯米尔诺夫看到我们自己设计飞机，也很热心地来帮助我们，他是设计起落架出身的，所以特别帮助我们主管起落架的李文龙同志一起讨论问题。
在这期间，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同志曾先后来南昌检查过一次工作。
因为是自行设计，一没有框框，二不受其他人的约束，再加上飞机本身技术不复杂，所以在设计工作中，只要自己有把握的就干，自由极了。这样，效率也的确高，有的重大问题，只是当场一讨论，就定下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设计机翼时发现打样时未考虑周到，前梁起落架接头附近有一侧向力不好传，半夜里主管机翼的林梦鹤同志和我研究，我当时出主意说加一斜撑杆吧，结果半硬壳结构搞了一个杆系斜杆。后来在试制过程中，发现发动机整流包皮下部有个前起落架舱门收放不协调，由于进度紧，便临时决定干脆把舱门取消，结果下边就空了一块。主起落架加工出来后进行静力试验时，轮义根部提前破坏了，徐国正和我商量，我决定在根部左右两边焊上两块钢板加强，重新静力试验通过了。这些设计上的历史痕迹，后来我去看成批生产飞机时都仍在，如果有人学究式地分析设计意图的话，恐怕很难考出“古”来的。
在发图中间，沈阳设计室里来消息说发动机来不了啦，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发动机才在试制，我们上了广告的当。于是决定改用国产埃姆-11发动机及其配套螺旋桨，十分可惜，机头又变成大机头了。但也就早做决策，没有因此耽误研制进度。后来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货的发动机来了，听说发动机不能倒飞，地面试车噪声又很大，新螺旋桨性能不匹配，发动机磨损得厉害，扁机头的方案也就寿终正寝。此是后话，当时我们早已离开320厂。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图纸发出后，模线绘制和试制工作就开始了。模线是在一个礼堂的后台绘的，画好以后，干脆把图板搬到试制车间型架边上。当时，工装用得很少，甚至有的样板也省掉了，就在现场边敲零件边比划。厂里为了集中力量，指定副生产长刁长庆同志组织试制车间并兼任主任，总抓试制。工艺工作由装配科副科长周砥中同志抓总。设计人员全部在车间一起干。
下班后的有线广播里，天天都是大干102号机的消息，全厂气氛热烈极了。一个多月的试制周期，每天几乎都是24小时连着干的。飞机到了总装车间，正式开了两大班。总装工人在教练机上很有经验，继承性比较大的液压系统、操纵系统，在装配调整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设计、工艺人员和总装工人一讨论，就很快解决了。
第一架飞机铆装才两个星期，总装才7个昼夜，就推到了试飞站。试飞站地面工作包括称重在内，只一天时间，飞机第二天即滑行上天了。这样，这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批生产的自行设计飞机，从开始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才用了72天。
飞机的静力试验是由吴家粹同志主持的。当时320厂还没有专门的静力试验厂房，也没有地轨，是在承力架上试的。全机试验时，喊出百分之九十之后，一声巨响，一边机翼在百分之八十几时前缘扭转大面积失稳，载荷加不上去了，当场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仔细一检查，失稳是从前缘根部和前肋铆接处局部失稳开始的。设计上因肋有一缺口少一个铆钉，铆接时该处又漏铆一个铆钉，等于有两个铆钉间距内无铆钉，致使前缘蒙皮支持条件局部变差。后来修复加钉重试，果然通过了全机试验。前、主起落架是全新的设计，要进行落震试验，320厂没有落震台，就在室外空地上临时支了4根柱子，搞了一个台面，露天试的。这件工作是以我们设计室强度组的俞树奎同志为主一手搞起来的，可能是既空前也绝后的吧。
试飞的工作，320厂指定由当时任检验科长的何文治同志主持，试飞提纲是设计科的周钰声同志起草的，并由他负责向试飞员技术交底。空军从六航校派来两名飞行干部担任试飞员，飞第一架的是一名姓吕的大尉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后来他为初教6批生产起过促进作用）。8月27日试飞那天，我们在跑道端头的指挥车旁看着这第一架全身喷着红漆、中间有一条闪电的原型机平稳地飞上了天，真是既紧张又高兴。第一个起落下来以后，车子把我们和试飞员一起拉到试飞站的停机坪。一阵锣鼓声和掌声，使我猛然从沉浸在第一次原型机顺利上天的兴奋境界里清醒过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场面热烈、由已改任厂长的冯安国同志主持还有省里领导同志参加的群众庆祝会在等着我们。一下车，两名女同志上来向试飞员和我各送了一束鲜花，我思想毫无准备，激动得不知怎么说才好。这束鲜花是送给沈阳来的全体同志的，是送给全体设计人员的，我只是个代表罢了。
这时接到徐舜寿同志自沈阳给我的来信，大意是：在320厂的工作，原型机上天后可告一段落，后边的工作要相信320厂的同志一定能够搞好的。因此我们的同志可立即返回沈阳，迎接东风107号机的新任务。
此为1959年发行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图片，照片展示了初教6原型机和直5直升机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我们在8月下旬带着两厂共同战斗的友谊和胜利的喜悦，奉命离开了320厂。以后不久就听说何文治同志带两架初教6原型机飞到了北京，准备和两架歼教1原型机一起参加国庆检阅。这两种飞机因故未能参加检阅之后，在北京短期展览过，并且在南苑机场为中央领导同志做了飞行表演。当时，我曾得到过一幅有这架飞机的彩印照片的明信片，成为唯一的纪念。
好事多磨。飞机上了天还不能说完成了设计，试飞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最主要的是发动机性能不好，与其配套的螺旋桨不能变距，因而很多机动动作无法完成。面对这种局面，四局和空军有的同志主张还是仿制苏联的雅克-18A初级教练机，对初教6不放心。经过争论，后来经刘鼎副部长拍板继续改进红专502，使这种刚刚诞生的小飞机有了生存的希望。当那两架原型机于1958年10月飞回320厂以后，112厂飞机设计室的同志正忙于设计东风107歼击机，改进初教6设计和完成试飞的担子就都由320厂挑起来了。后来换装苏制Aиl4p发动机，修改机头设计，排除飞行中出现的四大故障，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又经空军派出有经验的试飞员，在试飞研究院进行鉴定试飞，全面达到了定型投产要求，于1961年经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投入成批生产。这些后来的事情虽非亲历，但每听到有关初教6的消息，都感到十分亲切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教6是一个较简单的机种，但其原型机的研制，很有些特点。不仅速度快得惊人，更有意思的是，人似乎溶化在一起了。设计和工艺、技术人员和工人、领导和群众、112厂的设计人员和320厂的设计人员等等，总之，凡参与试制的人们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支持，凡事商量着办，没有扯皮，没有门户之见和“版权”之争，出了些事故也没有互相埋怨。我们最老的设计师之一林梦鹤同志至今还深情地回忆：“虽然非常紧张，但这是我参加研制机种中，心情最愉快的一次。”这恐怕代表了很多当事人的心情。
每当我看到蓝天上飞过初教6的时候，心中禁不住涌起1958年的那一种甜蜜和幸福感。事隔20年之后，1978年秋，我在某第三世界国家观看他们的空军节飞行表演，当初教6和歼教5分别列队飞过检阅台时，暗暗的一阵激动令我悲喜交集，悲的是十年动乱造成的落后局面何时才能弥补上？喜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的进步还能做些贡献！
设计出初教6，是一件特殊的经历，必须单独说。
1980年，我意外地接到320厂的同志托人带给我因“初教6”获得国家质量金奖而分给我的奖金和纪念品，礼轻情谊重，真使我心情十分激动。已经20多年了，那一段共同奋斗的经历，竟是如此令人难忘！
初教6开始设计时叫“初教1”，代号102，以后称“红专502”，定型投产时命名为初教6。
1958年我曾写过一份研制总结，留的底稿在十年浩劫中，连同一些其他资料，被我亲手烧掉了。设计初教6的主角之一——林家骅同志，1960年已调出航空工业。老一辈的徐舜寿、黄志千同志早作古人。开始的设计工作涉及两个厂的同志，人员已是散处各地了，前后又有两个阶段，我有责任对它的历史结合部追记一笔，尽管时间已久，我也有些记不准了。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1957年第四季度，112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已一年了。第一架我国自行设计的两侧进气喷气式歼击机教练机歼教1，正式完成了打样阶段并进入工作图设计的时候，四局给设计室下达了第二个设计任务，设计一架前三点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
我们国家当时正在生产的初级教练机是仿苏的雅克-18，它是后三点的，适应不了飞行员要飞的各种前三点飞机的要求。另外，雅克-18那种钢骨架承力，外罩蒙布的结构也显得落后。电台要改用国产的超短波电台，雅克-18的电功率不够，体积也放不下……在雅克-18上改型，还不如自己设计一架新飞机好。
室里把这架新机的总体方案设计任务，交给了才从320厂设计科副科长岗位上调来总体组的林家骅同志。当时设计室里集中了不少原来曾担任过科一级领导工作的技术人员任设计员，大家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在技术工作上作贡献。不计较地位，已成为一种很好的风气。320厂自1954年仿制雅克-18成功以来，一直在批生产，所以林家骅同志对它是很熟悉的。自行研制初级教练机，是我国走独立自主道路最起码的一步，而且当时印度已有自己的初教机，所以，从室里来讲，决心就更大了。
初教6三面图（资料图）
1958年初，总体方案随着1∶1木质样机和吹风试验顺利完成以后，逐步定了下来。为了改善飞机前方的视界，去掉雅克-18难看的机头，选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道里斯-B发动机和配套的螺旋桨。它是气冷式V形排列的气缸，因此机头扁平，前视界很好，外形比较美观。
1958年春节，歼教1图纸发出，模线工作开始以后，室里就决定抽一部分同志搞初教6的打样，徐舜寿同志通知我和林家骅同志任主管设计师。面对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新飞机设计任务，大家是很高兴的。
初教6的机体被定为全金属的薄蒙皮半硬壳结构，飞机外形粗看和雅克-18差不多，实际机身、机尾翼以及前三点起落架都没有原准机。对我们这支新队伍来说，减轻结构重量成为设计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的口号，实际工作中也做到了精打细算。全机打样设计和木质样机审查，到5月份就已完成。由于112厂当时正处在歼教1的试制高潮中，而且将来也有个批生产定点的问题，因此，四局决定初教6改在320厂试制，由飞机设计室的同志带着方案和打样图到320厂和该厂的同志一起搞工作图设计，然后在320厂投入试制。室里就指定我和林家骅同志带队，28人马上到南昌去。临行前，四局副局长徐昌裕同志正好来112厂检查工作，他找到我，专门做了交代。特别叮嘱说，这次去，不仅是共同合作把初教6搞出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带出一支队伍来。自行设计飞机只靠112厂一个点是不够的，这次设计室的人去，好比过去解放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要帮320厂也建起设计室来。徐副局长的一席话，使我感到此行不仅要搞出飞机，而且要带好作风，责任真大呀！好在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什么左顾右盼的后顾之忧，我们一行很快就带了全套打样资料坐火车出发了，1958年6月初到达320厂。厂的领导很重视，总工程师冯安国同志，副总工程师冯旭同志都经常来看我们，设计科长高镇宁等同志更是全力以赴（就在初教6设计过程中，320厂设计科改组成轻型飞机设计室，高镇宁同志任主任）。
6、7、8三个月，正是南昌这个火盆天气考验人的季节。工作一开始，首先是组织交底工作。1954年雅克-18试制成功搞全机静力试验的时候，我代表122厂来过设计科，所以有些同志我有点熟，加上科里（或者说全厂）群众发动工作做得很好，大家都一心为工作，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工作一下子热气腾腾地展开了。我们去的人分别插入到各专业中去，介绍打样工作的细节。我们去的人中，越沛霖、吴铁民、陈一坚、林梦鹤、李文龙、吴正勇、谢顺龙、张定一等同志分别主管强度、重量、机身、机翼、起落架、液压的动力和特设等，设计队伍一下子扩大成90多人。这支年轻的设计队伍中都是二十多岁的人，恐怕只有我满了30岁。因为要扶植320厂建新设计室，虽然沈阳来的人技术上都比较强，但决定从主管到组长都当副职。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为了优待沈阳来的同志，我们全体都被安排在320厂的干部食堂吃饭，那时厂里不少干部自己家里是不做饭吃的，食堂吃得很好。另外，为了让我们体验生活，大家一起坐了一次安-2飞机。飞机飞得不稳，赵智明等几位同志在飞机上呕吐了。此外对我还特别优待，由汪珊孝同志把我带到试飞站，坐了一次雅克-18，当时是允许非空勤人员压后舱的，背了伞包上飞机。实际上我连怎么开伞也不知道，只是当坐垫而已，我的个子高，坐直了头都顶着舱盖。
组织好队伍后，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全套设计图纸就设计出来了。这期间，厂办公大楼三楼的设计室办公室，晚上从来没有熄过灯，房门从来没有上过锁。大家一起夜以继日地干，风扇吹的风都是热风，尤其白天，真是挥汗如雨。当时，在厂的安东诺夫设计局总设计师代表斯米尔诺夫看到我们自己设计飞机，也很热心地来帮助我们，他是设计起落架出身的，所以特别帮助我们主管起落架的李文龙同志一起讨论问题。
在这期间，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同志曾先后来南昌检查过一次工作。
因为是自行设计，一没有框框，二不受其他人的约束，再加上飞机本身技术不复杂，所以在设计工作中，只要自己有把握的就干，自由极了。这样，效率也的确高，有的重大问题，只是当场一讨论，就定下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设计机翼时发现打样时未考虑周到，前梁起落架接头附近有一侧向力不好传，半夜里主管机翼的林梦鹤同志和我研究，我当时出主意说加一斜撑杆吧，结果半硬壳结构搞了一个杆系斜杆。后来在试制过程中，发现发动机整流包皮下部有个前起落架舱门收放不协调，由于进度紧，便临时决定干脆把舱门取消，结果下边就空了一块。主起落架加工出来后进行静力试验时，轮义根部提前破坏了，徐国正和我商量，我决定在根部左右两边焊上两块钢板加强，重新静力试验通过了。这些设计上的历史痕迹，后来我去看成批生产飞机时都仍在，如果有人学究式地分析设计意图的话，恐怕很难考出“古”来的。
在发图中间，沈阳设计室里来消息说发动机来不了啦，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发动机才在试制，我们上了广告的当。于是决定改用国产埃姆-11发动机及其配套螺旋桨，十分可惜，机头又变成大机头了。但也就早做决策，没有因此耽误研制进度。后来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货的发动机来了，听说发动机不能倒飞，地面试车噪声又很大，新螺旋桨性能不匹配，发动机磨损得厉害，扁机头的方案也就寿终正寝。此是后话，当时我们早已离开320厂。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图纸发出后，模线绘制和试制工作就开始了。模线是在一个礼堂的后台绘的，画好以后，干脆把图板搬到试制车间型架边上。当时，工装用得很少，甚至有的样板也省掉了，就在现场边敲零件边比划。厂里为了集中力量，指定副生产长刁长庆同志组织试制车间并兼任主任，总抓试制。工艺工作由装配科副科长周砥中同志抓总。设计人员全部在车间一起干。
下班后的有线广播里，天天都是大干102号机的消息，全厂气氛热烈极了。一个多月的试制周期，每天几乎都是24小时连着干的。飞机到了总装车间，正式开了两大班。总装工人在教练机上很有经验，继承性比较大的液压系统、操纵系统，在装配调整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设计、工艺人员和总装工人一讨论，就很快解决了。
第一架飞机铆装才两个星期，总装才7个昼夜，就推到了试飞站。试飞站地面工作包括称重在内，只一天时间，飞机第二天即滑行上天了。这样，这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批生产的自行设计飞机，从开始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才用了72天。
飞机的静力试验是由吴家粹同志主持的。当时320厂还没有专门的静力试验厂房，也没有地轨，是在承力架上试的。全机试验时，喊出百分之九十之后，一声巨响，一边机翼在百分之八十几时前缘扭转大面积失稳，载荷加不上去了，当场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仔细一检查，失稳是从前缘根部和前肋铆接处局部失稳开始的。设计上因肋有一缺口少一个铆钉，铆接时该处又漏铆一个铆钉，等于有两个铆钉间距内无铆钉，致使前缘蒙皮支持条件局部变差。后来修复加钉重试，果然通过了全机试验。前、主起落架是全新的设计，要进行落震试验，320厂没有落震台，就在室外空地上临时支了4根柱子，搞了一个台面，露天试的。这件工作是以我们设计室强度组的俞树奎同志为主一手搞起来的，可能是既空前也绝后的吧。
试飞的工作，320厂指定由当时任检验科长的何文治同志主持，试飞提纲是设计科的周钰声同志起草的，并由他负责向试飞员技术交底。空军从六航校派来两名飞行干部担任试飞员，飞第一架的是一名姓吕的大尉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后来他为初教6批生产起过促进作用）。8月27日试飞那天，我们在跑道端头的指挥车旁看着这第一架全身喷着红漆、中间有一条闪电的原型机平稳地飞上了天，真是既紧张又高兴。第一个起落下来以后，车子把我们和试飞员一起拉到试飞站的停机坪。一阵锣鼓声和掌声，使我猛然从沉浸在第一次原型机顺利上天的兴奋境界里清醒过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场面热烈、由已改任厂长的冯安国同志主持还有省里领导同志参加的群众庆祝会在等着我们。一下车，两名女同志上来向试飞员和我各送了一束鲜花，我思想毫无准备，激动得不知怎么说才好。这束鲜花是送给沈阳来的全体同志的，是送给全体设计人员的，我只是个代表罢了。
这时接到徐舜寿同志自沈阳给我的来信，大意是：在320厂的工作，原型机上天后可告一段落，后边的工作要相信320厂的同志一定能够搞好的。因此我们的同志可立即返回沈阳，迎接东风107号机的新任务。
此为1959年发行的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图片，照片展示了初教6原型机和直5直升机
初教-6飞机首飞成功
我们在8月下旬带着两厂共同战斗的友谊和胜利的喜悦，奉命离开了320厂。以后不久就听说何文治同志带两架初教6原型机飞到了北京，准备和两架歼教1原型机一起参加国庆检阅。这两种飞机因故未能参加检阅之后，在北京短期展览过，并且在南苑机场为中央领导同志做了飞行表演。当时，我曾得到过一幅有这架飞机的彩印照片的明信片，成为唯一的纪念。
好事多磨。飞机上了天还不能说完成了设计，试飞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最主要的是发动机性能不好，与其配套的螺旋桨不能变距，因而很多机动动作无法完成。面对这种局面，四局和空军有的同志主张还是仿制苏联的雅克-18A初级教练机，对初教6不放心。经过争论，后来经刘鼎副部长拍板继续改进红专502，使这种刚刚诞生的小飞机有了生存的希望。当那两架原型机于1958年10月飞回320厂以后，112厂飞机设计室的同志正忙于设计东风107歼击机，改进初教6设计和完成试飞的担子就都由320厂挑起来了。后来换装苏制Aиl4p发动机，修改机头设计，排除飞行中出现的四大故障，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又经空军派出有经验的试飞员，在试飞研究院进行鉴定试飞，全面达到了定型投产要求，于1961年经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投入成批生产。这些后来的事情虽非亲历，但每听到有关初教6的消息，都感到十分亲切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教6是一个较简单的机种，但其原型机的研制，很有些特点。不仅速度快得惊人，更有意思的是，人似乎溶化在一起了。设计和工艺、技术人员和工人、领导和群众、112厂的设计人员和320厂的设计人员等等，总之，凡参与试制的人们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支持，凡事商量着办，没有扯皮，没有门户之见和“版权”之争，出了些事故也没有互相埋怨。我们最老的设计师之一林梦鹤同志至今还深情地回忆：“虽然非常紧张，但这是我参加研制机种中，心情最愉快的一次。”这恐怕代表了很多当事人的心情。
每当我看到蓝天上飞过初教6的时候，心中禁不住涌起1958年的那一种甜蜜和幸福感。事隔20年之后，1978年秋，我在某第三世界国家观看他们的空军节飞行表演，当初教6和歼教5分别列队飞过检阅台时，暗暗的一阵激动令我悲喜交集，悲的是十年动乱造成的落后局面何时才能弥补上？喜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的进步还能做些贡献！
